“法谚云：未到期之债务等于无债务。在履行期届满前，债权人的请求权无可实现性，债务人相应地享有未届期抗辩权”【1】。事实上，我国目前虽并没有直接针对加速债务到期制度进行相关立法，但此制度在部分领域尤其是金融借款合同中已经被普遍适用，由于立法的缺失，使得此制度在适用依据与法律后果等方面成为学界讨论之焦点，在适用的范畴与限制上也未有明确的定论。

因此，为了更好地推进类似案件的司法适用，更好地平衡商事交易主体之间的利益，学界有必要对其继续展开深入研究。本文将对当前学界不同理论观点进行梳理辨析，对焦点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加速债务到期制度的理论与实践有所助益。

事实上，因为关于加速债务到期制度尚未形成明确的法律规范，各地司法对此裁决不一，实务中也存在提前收贷行为未能受到法院支持的判例，总体可归纳为以下两方面原因。

（一）偏离加速债务到期制度保护金融安全、平衡各方利益的目的

加速债务到期制度旨在保护金融安全、平衡商事交易主体双方的利益，只有出于此目的而实施的提前收贷行为才值得保护，而偏离此目的的提前收贷行为不应得到支持，法院应以此为裁判标准，对债权人的加速到期行为进行审查。若裁判标准模糊、法律适用混淆，则很难发挥加速债务到期制度对贷款安全乃至金融安全的保护功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6494号民事裁定书中认为：“案涉《利润分配协议》约定的2019年12月31日、2020年12月31日、2021年12月31日三笔债权在二审判决生效时并未到期……在当事人没有约定加速到期的情形下，只能依据法定加速到期情形予以综合判定。法院应当进一步查明履行义务一方是否存在如下几方面事实：是否存在法定的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情形；是否明确表示不履行给付价款义务，或者存在被吊销营业执照、被注销、被有关部门撤销、处于歇业状态，甚至破产清算的情形；是否存在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或者付款方丧失商业信誉，以及付款方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给付价款义务的其他情形等。在此事实查明基础上，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六十七条等规定，判令付款期限是否已到期或者加速到期。本案中，原审法院没有对法定加速到期的有关情形予以综合审查，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原审仅仅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作为裁判法律依据直接认定案涉三笔未到期债权加速到期，理由尚不充分。”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此判例对可适用加速债务到期制度的范畴予以了说明——或存在约定加速到期情形，或发生法定加速到期情形，而法定加速到期情形可概括为债务人出现违约、丧失或可能丧失履约能力等可能侵害债权人利益、对金融安全造成风险的情形，此时方能适用加速债务到期制度。最高人民法院虽并未对此加以解释，但从此制度本身的目的来说，在此范畴内适用加速债务到期制度才能发挥其平衡各方利益、保护金融安全的职能。那么反过来讲，超过此范畴的加速债务到期行为不仅无法发挥其职能，甚至还会因过度赋予债权人优势权利反而造成各主体利益的失衡，所以不应得到法院支持。因此，各地法院应基于加速债务到期制度的目的与职能，对能够实现其目的的提前收贷行为予以支持，对偏离此目的的提前收贷行为予以否决。

（二）不可抗力——新冠疫情的冲击

新冠疫情的发生，不可避免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经济日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微企业运行指数课题组曾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对全国小微企业展开问卷调查。调查共得到2240个小微企业样本，覆盖零售业、制造业等行业，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约各占一半。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九成小微企业因疫情延迟开工开业，近5成企业延迟时间超过两周；近八成小微企业业绩相比正常状态变差；大部分小微企业难以依靠自有资金维持超过三个月运营。由此可见，在新冠疫情的肆虐下，小微企业等生存情况堪忧。

基于此，便有地方法院出于保护因受到新冠疫情等不可抗力的冲击、生存经营状况堪忧的债务人的考量，例外地不予支持债权人合法的提前收贷行为。法院此类裁决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从债务人主观过错角度分析，债务人并无违约侵害债权人利益的恶意；从利益平衡角度分析，此时若再过度赋予债权人优势权利，反而会造成各主体利益的再失衡；从市场经济秩序角度分析，对遭受不可抗力冲击的一方抒难解困才能更好地帮助恢复发展，维持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因此，在后疫情时代，若由于新冠疫情的冲击以致债务人已自顾不暇难以生存，为了经济逐步恢复和发展，法院可以例外地否决债权人的提前收贷行为。

实践中，加速债务到期在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中较为常见，银行等金融机构也多会在《贷款合同》中直接设定贷款提前到期的相关条款，在约定事由被触发时直接宣布贷款提前到期，一般情况下不存争议，也较容易获得法院支持。那么，基于加速债务到期制度的内涵与法律后果，其能否在行使代位权、企业破产、股东出资等情形下得以适用，或许更值得探究。

（一）代位权的提前行使与加速债务到期

我国《民法典》第535条第1款规定：“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债权或者与该债权有关的从权利，影响债权人的到期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对相对人的权利”，根据文义，债权人行使代位权时，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必须已经到期，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债权也已到期，这是代位权行使的原则性规定。

但有原则也有例外，若发生债务人怠于向次债务人主张债权、债权人不提前行使代位权则债务人的债权存有灭失风险的紧急情形时，可以根据《民法典》第536条提前行使代位权。该条规定：“债权人的债权到期前，债务人的债权或者与该债权有关的从权利存在诉讼时效期间即将届满或者未及时申报破产债权等情形，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代位向债务人的相对人请求其向债务人履行、向破产管理人申报或者作出其他必要的行为。”此例外规定的现实意义是为了避免债务人与次债务人恶意串通，设立长期债权或者将债权无故延期以达到逃避对债权人履行还款义务、损害债权人利益的目的。但由于此规定涉及到第三人的权利义务，因此适用条件要更为严苛，要求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债权必须已经处于灭失风险中。

代位权的提前行使与加速债务到期制度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二者的目的皆是为了保护债权人的资金安全、皆赋予了债权人一定的优势权利、且该优势权利皆是在债权人的债权到期前行使，但二者仍有不同。提前行使代位权可以提前要求次债务人向债务人履行义务或者为其他行为，但并不能直接产生使债权人的债权提前到期的效果。因此，二者是独立的两种制度，实务中要根据不同情境与诉求慎重选择适用。

（二）破产撤销权与加速债务到期

《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了破产撤销权，其中第四项规定可以依法撤销提前清偿的未到期债务：“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内，涉及债务人财产的下列行为，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四）对未到期的债务提前清偿的；……”。在破产程序中，便有管理人据此规定向法院主张撤销债权人的提前收贷行为，而部分法院甚至支持了此主张，比如发生“三聚氰胺事件”后中国工商银行与三鹿集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但笔者认为，管理人行使破产撤销权与债权人加速债务到期之间并不矛盾，也不能互相干预，不能用破产撤销权去否认之前已经发生的加速债务到期行为。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第（四）项的规定，能否在“提前清偿债务”的情形下适用破产撤销权，关键在于该债务是否已依法到期。而从加速债务到期制度的法律后果而言，债务加速到期后借期已经届满，未到期债务已经转变为到期债务，此时对到期债务进行清偿并不属于上述规定的可撤销情形。

（三）非破产状态下股东出资的加速到期

在破产程序中，还存在一种“加速到期”情形，即加速股东出资义务到期。我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了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后股东出资可以加速到期：“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的出资人尚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管理人应当要求该出资人缴纳所认缴的出资，而不受出资期限的限制。”那么在认缴资本制下，如果企业尚未进入破产程序，债权人是否可以要求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呢？对此，理论界存有较大争议，且逐渐划分出三种学说。

持肯定说的学者认为，无论股东认缴的出资是否到期，其本质都已经是公司资产，在企业出现经营不善等需要补足出资来维持企业正常经营的情形时，即便企业尚未进入破产程序，股东仍需依照债权人的要求加速出资义务到期；持否定说的学者认为，公司章程自治的法定效力应予以保护，股东可以按照章程约定的期限履行出资义务。并且除了加速股东出资义务到期，债权人尚有其他可替代的救济措施，例如若股东恶意设置过长出资期限时债权人享有合同撤销权、公司人格混同时的人格否认制度、以及债权人申请破产等；也有学者持折中观点，是否加速股东出资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判断，判断公司是否还具有清偿能力、以及债权人属于主动债权人还是被动债权人。如果公司资不抵债但尚未进入破产程序，股东出资应当加速到期【4】；或者如果债权人是被动债权人（因侵权而与公司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并非主动与公司交易），股东出资也应当加速到期【5】。

笔者赞成“否定说”。“债权人明知、或者应当知悉股东缴纳出资期限未届至而与公司发生交易的，均负有尊重股东期限利益的义务”【6】，企业未进入破产程序时债权人不得要求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这是对认缴资本制的认可、对公司章程效力的尊重。即便是被动债权人也应如此，也应受到已被公示的公司章程公信力的约束，若公司确无法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可以依法申请启动破产程序从而获取清偿。因此，加速股东出资义务到期不应直接适用于非破产状态下，若对公司予以过度保护却剥夺股东们的期限利益，会造成企业保护与债权人保护之间的失衡。

（四）债权人经营情况恶化能否加速债务到期？

根据上文可知，无论加速债务到期的触发因素源于合同约定或是法律规定，其共同点是债务人均存在或可能存在违约或履行不能的情况，即只能是由于债务人自身的原因或将导致债权人承担风险时债权人才能适用加速债务到期制度，该制度本身的目的便在于使债权人能够积极防范因债务人单方原因给交易安全造成的风险，平衡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利益。因此，若是债权人单方经营情况恶化则不能主张加速债务到期来剥夺债务人的期限利益，这不仅有违公平公正原则，严重侵害债务人权益，更是违背加速债务到期制度平衡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利益的根本目的。

加速债务到期制度作为防范信贷风险、维护资金安全的重要手段，在市场经济领域尤其是金融借款合同中被广泛适用，但实质上该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损害债务人利益的方式来维护债权人利益，因此为了避免加速债务到期制度被滥用，保护市场交易主体利益平衡，同时为了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实践中对该制度的适用应受到以下严格限制，法院在认定该制度适用的效力时也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考量。

（一）以保护金融安全、平衡各方利益为目的

金融安全与利益平衡构成了加速债务到期制度极为重要的合理性基础。以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例，为发挥其所负有的为经济发展筹集资金的社会公共职能，便赋予了银行等金融机构一定的优势权利，而当贷款安全受到威胁、市场交易主体利益失衡以致银行等金融机构无法发挥其社会职能时，该优势权利才得以体现。所以加速债务到期制度并非是债权人的任意性权力，只有贷款安全受到现实性威胁时，债权人才能行使加速债务到期的权利达到提前收贷、保护贷款安全的目的，加速债务到期制度才能发挥平衡双方利益的作用。因此，若债权人适用该制度的目的已与此严重偏离，则法院应当对其效力予以严格审查。

（二）以诚实信用、公平交易为基本原则

公平才能赋予一项制度长久的生命力，要尽可能公平合理地适用加速债务到期制度，避免加速行为产生效力上的瑕疵。首先，在设置加速到期条款时，其触发因素应当公平合理，不得通过此条款达到限制、排除债务人主要权利的目的，格式条款中不公平不合理的加速事由也应予排除；其次，债权人适用加速到期制度时应具有谦抑性，在有其他合法救济途径——例如可以要求债务人提供担保时，应尽量避免直接适用加速债务到期制度；最后，法院参照预期违约等相关制度时也要做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当限缩适用、避免类推适用、禁止过度滥用。

（三）适当参酌债务人违约的过错程度【7】

加速债务到期制度的适用不以债务人主观上具有过错、只以客观上是否会对交易安全造成威胁为前提，但如果对所有情形一概而论显然不足以维护善意债务人的正当权益。因此实务中可以将债务人违约的过错程度进行区分，法院针对不同程度的违约，其对加速债务到期行为效力审查的严格程度也应有不同。

1、债务人恶意违约，严重危及贷款安全的情形

以法律规定的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借款用途使用借款这一情形为例，这便属于债务人主观上具有很强的恶意违约性，且债务人的行为已经严重危及贷款安全，这类情形下债权人可以立即依法加速债务到期，法院一般也应对此予以认可。

2、债务人虽实施违约行为但其主观恶意不大的情形

这类情形一般指债务人明知或应当知道自身行为违反合同约定，但仍实施了一定行为且该行为有可能危及贷款安全。例如债务人与第三人签订了有损于债权人利益的协议等，此时债务人主观上存在一定恶意且造成了贷款安全面临风险的后果，但由于无论是债务人主观恶意还是行为后果严重程度都不及第一类情形，因此若债权人加速债务到期，法院应采取高于第一种情形的审查标准，合理审查该行为的实际危害程度。

3、债务人主观上无恶意的情形

此类情形指债务人主观上难以预防但客观上仍然发生了危及贷款安全的结果，例如债务人因经营不善而致资不抵债时，虽债务人主观上并无恶意，但贷款安全仍不可避免地遭受了现实性的威胁。此时，基于保护贷款安全的同时尽量保护善意债务人的目的，法院应该采用更为严格的审查标准，来审查债权人加速债务到期行为的合法性、正当性和必要性。

（四）提前通知债务人

关于适用加速债务到期制度的债权人是否负有提前通知义务这一问题，实务中不同法院态度也不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6）沪民申2381号民事裁定书中认为：“因银行未能举证汇裕公司违约及其已履行宣告提前到期的通知义务，还款期限仍为合同约定期限，本院确认涉案贷款并未提前到期。”而与此不同的是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宁商终字第241号的认定：“2011年8月31日，宇扬公司法定代表人突然下落不明，企业生产经营停止。此时合同约定的贷款人提前收回贷款的条件已经成就，因此农行雨花台支行于2011年9月2日扣划宇扬公司存款时，案涉借款已提前到期。农行雨花台支行关于债务已提前到期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信。”

鉴于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各地法院对此的处理结果也不一，因此身为银行等可以直接划扣债务人账户的债权人在扣划前，应尽量提前通知债务人，避免因缺少提前通知程序致使债务加速到期行为被法院否决。

加速债务到期制度体现了法律实践需求与学理研究供给之间的巨大鸿沟【8】，实践中为了维护贷款安全、防范信贷风险，加速债务到期制度已经成为常规性合同条款和维权手段，但在理论界尚未给该制度的存在与适用提供一个正当性、合法性依据，甚至有学者对加速债务到期制度本身持反对意见。笔者认为，摸索适用反而会暴露该制度的缺陷与漏洞，而制定明确的法律规范既可以规范商事主体的交易活动，也可以让法院有依据的进行裁判，在发挥该制度保护金融安全、平衡各方利益功能的基础上，既能避免该制度被滥用，还能节约司法资源。

在立法上，需要体现国家对于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与指导。笔者认为立法应将该制度置于国家经济政策的大背景下，并且同样考虑以下几方面——以保护金融安全、平衡各方利益为立法目的，以诚实信用、公平合理为立法原则，根据债务人过错程度制定不同程度的审查标准，同时明确双方在此制度下的权利义务。在不偏离该制度法理内涵的基础上，实现对公共利益的保护，对国民经济的调控。

在司法上，需要体现社会对于商事主体微观的利益保护与平衡。司法部门应在掌握查清每起纠纷的事实的基础上，参酌债务人主观恶意的参差采取不同的审查标准对债权人加速债务到期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进行审查，发挥加速债务到期制度的保护职能的同时，最大程度地平衡市场交易主体的利益。